我们身边的“才”多半是“通才”，因为传统文化对个体的塑造具有普遍的准则，那就是理性对感性的优先。普遍意义的理性是人之为人的社会本质，具有必然性，个体成为一种被决定的偶然存在。“通才”往往难于摆脱因循的路向，在佛教公案中，“德山棒”、“临济喝”、“赵州茶”正是以机锋来阻断既有的思辨从而使之开悟。康德则认为理性只是间接经验的堆积，这些由主观感受的零碎材料串联起来的概念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本质，艺术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感受，过度地依赖理性，我们会发现艺术丧失了“纯粹”和“敏锐”。

方见尘作为个体保留着他本我的纯朴。他的行为、气度已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另类”的特质；他的艺术光辉更多地集中在源头上闪烁，刹那可以昭示永恒，一点延伸到无限，我们固有的理性价值观原本就陷入一种偏执、理性的“过犹不及”甚至让我们情愿选择洗涤或还原，我们因无法躲避本质的罗网，对残余反而平添几分羡慕。“通才”被文化这件“人性”外衣包裹得面目全非，原始的艺术冲动荡然无存；“通才”曲径通幽；见尘则信步直取。我吸引见尘一如见尘吸引我，我们处于物的两端，而我病入膏肓，我更怕玷污他那种天真。

用文字塑造见尘显然苍白无力，他那充满激情的临阵状态应该更具有真实的表述力，以固定的传统艺术家理念去解析他的作品和为人，肯定要辱没这个“奇才”的魅力，用任何一种“主义”来归类都存在不足。感受这个艺术“奇才”的存在，则是去亲近他，但这既要有受性，还要有荣幸。